美国年轻人为什么越来越愤怒？

在很多人印象中，“美国梦”激励了一代代美国年轻人，吸引着世界各国有志青年。它为普通人勾画了一幅美丽的人生图景：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，就能获得更高的收入、更好的机会，实现阶层跃迁，跻身中产阶层乃至财富自由。

真的是这样吗？

眼下，美国年轻人正承受着愈演愈烈的“美国梦魇”——

因防疫不利，美国累计确诊病例数居全球第一，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高企。据美国劳工部数据，2020年4月峰值时，美国16至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达到27%，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失业。

因大选乱象，几天前，美国数百名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攻破国会大厦，警民对峙剑拔弩张，5人身亡，52人被捕。这些示威者中，就有大批年轻人。

因种族歧视，2020年夏天，美国爆发了抗议白人警察暴力执法的“黑命攸关”运动，无数年轻人涌上街头，示威游行、打砸抢烧、推倒雕像，席卷三十多个州、两百多座城市。

因放水刺激，美国股市屡创历史新高，财富差距急剧拉大。美联储数据，2020年6月，最富有的1%的美国人坐拥全国30.5%的财富，最贫困的50%美国人的财富比例只有1.9%。婴儿潮一代（1946—1964）掌握着美国大部分财富，是千禧一代（2000年后达到成年）的10倍多。

从失业、政治对立、种族歧视，到产业空心化、贫富差距拉大、阶层固化，这些极端现象是偶然出现的吗？显然不是，它们已经多点爆破、全面开花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美国还是“灯塔”吗？美国的年轻人怎么了？

经济

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，马克思百年前的论断依然正确。透视美国经济的基本盘，能够辅助我们理解今天美国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缘由。

过去，“美国梦”吸引人。美国社会的稳定繁荣，根本上在于产业变革和发展红利下，让庞大的中产阶层受益，形成了“橄榄型”社会结构。但根据美国研究机构的数据，美国中产阶层年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由1970年的62%下降至2014年的43%，2015年美国中产阶层人口比例首次低于总人口的一半！除了黑人和少数族群，连一些白人也濒临贫困，“橄榄型”社会结构已经脆弱不堪。

进一步来观察美国经济社会变迁下的事实：

一是宏观指标上，去年美国二季度、三季度GDP同比下降9.0%、2.9%。没有稳定的经济增长就没有就业增加，也就没有稳定的收入预期。

二是产业结构上，2008—2018年间，美国的服务业占比保持在78%的高位，但制造业不断萎缩、产业空心化、资本泡沫化。产业变化导致收入分配变化，发展的成果集中流向从事金融业和互联网的高收入阶层，多数从事传统产业的中产阶级利益严重受损。

三是社会结构上，反映一国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“基尼系数”显示，美国基尼系数1968—2018年从0.386升至0.486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。桥水基金报告还揭示，美国前40%人群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后60%人群家庭平均收入的4倍，又有40%的美国人处于“月光族”的状态。

更可怕的是，美国顶尖私立大学（如常春藤联盟）中，来自顶层1%家庭的孩子就读率是底层20%家庭的76倍。没有良好的教育，年轻人就没有阶层跃升的希望，也就加剧了阶层固化。

无恒产者，无恒心。

就业、教育、养老、医疗……全方位的不平等感和被“割韭菜”感，成为以Z世代（1995—2009年生人）为代表的美国年轻人反全球化、反精英等政治态度的助燃器，他们往往背负教育贷款、住房贷款、消费贷款，入不敷出，生活拮据。

在经济前景渺茫、财富差距巨大、分配机制僵硬的现实下，民粹主义就从底层年轻人中出现，他们占领华尔街、冲击国会……社会和政治冲突不断增加。这种破坏性在新冠疫情冲击和移动互联网浪潮下被加速放大。

社会

1863年，亚伯拉罕·林肯在他著名的《葛底斯堡演说》中说，“要使这个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”。长久以来，民有、民治、民享是美国宣称的立国之本和主流价值。

然而，事情正在起变化。

在多次美国大选中，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富豪家族主导政治、资本操纵选票、越来越闹剧化，民众认同感逐渐下降。政治和社会的运行已被利益集团绑架。

例如，催生2007年次贷危机的华尔街精英们，凭借与政府的特殊人脉关系，以及机构“大而不倒”的影响力，获得美国财政数万亿美元的救助，去分红、去苟延残喘。而这些钱来自广大纳税人。

例如，美国研究机构数据，2011—2016年，全美200家最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公司共花费58亿美元影响美国政策制定，获得回报总计4.4万亿美元，即758倍收益！

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直言不讳地说，当下美国“属于1%，由1%控制，为了1%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