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大城奋斗，小城安家”可行吗？

　　知名考研教师，曾以一支《七分钟解读34所985高校》短视频爆红网络的张雪峰在微博上说自己要离开生活了14年的北京到苏州生活，没想到又红了一次。“大城市奋斗，小城市安家”看来是很多人的终极梦想。这样做有可行性么？

　　似乎是可行的。最近全国抢人大战再度“下沉”，那些竞争力不强，但经济实力不俗的小城市都拿出了真金白银，比如温州市对落户购房给出了5万的补贴，这可不是房价上打折扣，而是每年一万，连续五年的安家补贴。温州的抢人是普惠制，弥漫于全国各地的抢人更是大手笔，如扬州“硕士以上引进人才”可享受租房和购房双重补贴，镇江人才购房最多补贴100万，安徽六安200万，一个比一个豪气。

　　当然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够不到人才的门槛，考虑的还是哪里适合事业发展、哪个城市更为宜居的小算盘。这位考研达人张雪峰决定移居的小城市，其实并不是小城市，而是苏州，一个号称新一线的大城市。约定俗成，新一线城市有五个，分别是杭州、成都、武汉、南京、和苏州。这些城市都在长江沿岸，房价又比北京便宜，卖掉北京的房子去那里定居，当然也是可行的。

　　北京挣的钱苏州花，这可真没什么可惊讶的。古人都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，世族大家都在苏州筑园造林兴家旺业。明成祖朱棣执意离开南京迁都北京的时候，也不是冲着北京的宜居性而决策的，而是为了“天子守国门”，建立一个多元一体化的国家。至于清朝承袭了明制定都北京，更是因为满人来自白山黑水，更习惯于北方的气候。可名人士大夫，或者普通百姓，自然是“逐水草而居”的，南宋以后，经济重心就南移至长江流域，经济地理上更形成了南重北轻的格局。

　　互联网崛起的20世纪初，曾有人幻想着离开城市，到远离尘嚣的小岛或山谷里生活，靠着互联网就把钱挣了，还享受到了大自然的美景。可随后却是人员不断地向着那些顶尖大城聚拢，纽约、伦敦、巴黎和北上广，房价越来越高，高不可攀。人类群居的天性看来是任何云端上的数据流也冲不散的。当然，这也和第一拨享受到互联网便利的人类成长在前互联网时代有关系，他们从小长大，更多的是群居生活，爱热闹，渴望在集体中感受生活的火热，到了退休依旧迷恋着广场舞。

　　伴着互联网长大的一代则不同，尤其是无所不在的移动互联网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。在三联人文城市奖的讲座上，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院长李翔宁讲了这样一件事，挺令人震惊的。他说美国以前是14岁就可以拿驾照，但是最近的十年，到了14岁去申请驾照的人，少了80%。分析家指出，现在的孩子更愿意让父母开车，他们坐在后面玩手机。如果是自己开车，就没有办法打游戏，或者浏览图片了。网络的渗透力，连美国根深蒂固的汽车文化也被侵蚀了。年轻人不爱开车，对大自然无感，对美国的城市建设的影响是反郊区化，市中心的公寓更为抢手。

　　在中国，网络的平等赋权却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年轻人的生活。孩子们同样沉迷于虚拟世界，他们变得越来越内向，不愿面对面地交流，却害怕远离人群的孤单。没有了强烈的致富意识，他们的愿望似乎更容易满足了，网红打卡、各种美食、宠物陪伴，他们是消费的一代。当然也离不开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只是不必累死累活地为北上广深的天价商品房添砖加瓦。这个意义上，那些崛起中的新一线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新选择。

　　人类的生活习性一部分来自于基因，另一部分或来自成长过程中的经验。上世纪80年代后国门开放，大批中国人走出去，移民的父母们也有机会去探亲，却很少有待得住的，海外生活被形象地归结为“好山好水好无聊”。可生活久了，“移一代”便适应了，“移二代”则融入了。如果在过去，大城市打拼成功的张雪峰们，功成身退后面临的很可能是“移一代”的选择，他们很可能远赴新西兰或加拿大，完成生命中的第二次冒险。可疫情改变了一切，“新一线”提供了另一种选择，养娃、事业和生活质量上，如果寻求一种综合的性价比，“新一线”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了。